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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个字解开张居正悲剧的根源

张居正像
张居正,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,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。他所进行的改革,雷厉风行,大刀阔斧,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,成效卓著,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,而彪炳于史册。
这是人们通常对他的了解。
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环节:他死后,皇帝翻脸不认人,说他“专权乱政”“谋国不忠”,甚至想对他“斫棺戮尸”。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,乘机落井下石,诬蔑张居正“残害忠良,荼毒海内”,扬言:“即斫棺戮尸尚有余罪。”
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,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,竟然成了社稷罪人,这是为什么?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?
——“威权震主,祸萌骖乘。”
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,言简意赅,揭示了张居正悲剧的根源,在于他显赫的权势,与皇帝的容忍度之间的矛盾,在那种体制下,是难以调和的。任何一个皇帝,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驾于他之上,让他感受到震慑。因此“祸萌骖乘”便不可避免。《徐显卿宦迹图》之《皇极侍班》
然而,这毕竟令人遗憾,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叹,引起了人们纷纭的议论。
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,也为之愤愤不平,说:“江陵(指张居正)宰相之杰也,故有身后之辱。”称赞张居正是“宰相之杰”,对于他死后遭到政治性凌辱,耿耿于怀,流露出正直人士对张居正的怀念,对朝廷的不满。值得注意的是,李贽说这话的时候,万历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亲操政柄,他发表这样的意见,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人们在欣赏李贽凛然气节的同时,也可以察觉到当时舆论界心目中的张居正,必有过人之处,令人难以忘怀。
自从20世纪中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《张居正大传》问世以来,书中的主角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历史学家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中文版,自1982年至今畅销不衰。他以独特的视角,流畅的文笔,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,用“世间已无张居正”这样的标题,来抒发他对张居正别具一格的评价,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,以及多种多样的评论。看来,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多侧面的张居正及其时代,至今依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(四十周年纪念版)
笔者把题目定为“张居正与万历皇帝”,原因就在于此。
张居正在万历元年(1573)至万历十年(1582)担任内阁首辅,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,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,得以“代帝摄政”。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,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,雷厉风行,势不可挡。当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,称之为“朝下令而夕奉行”“中外淬砺,莫敢有偷心”。真所谓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,丝毫不拖泥带水,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,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,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、财政亏空、边防废弛的局面,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,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,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,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原因。
改革与改革家,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,这或许是现今人们依然对张居正怀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吧!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,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较,姑且不论吴起、商鞅,即以王莽、王安石为例,他们改革所取得的成效,都难以与张居正比肩。《王安石年谱长编》
这是什么原因,确实值得深长思之。
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,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:“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,都认为实行《周礼》毫无任何价值,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,则对它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。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。《周礼》中的政治,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定的……应用《周礼》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,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。”
有意思的是,张居正没有重复王莽、王安石的改革模式,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。
张居正是科举正途出身,从秀才、举人直至进士,并且在儒学气息极为浓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,受儒术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。但是,他并不沉迷于经学。他深知,社会的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,要想拨乱反正,挽狂澜于既倒,儒术和经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,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下一剂猛药。
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,把它用儒术加以缘饰,运用起来得心应手,他特别强调“综核名实,信赏必罚”这一法家名言,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。他在与同僚议论治国理念时指出,自己开始执政之前,“国威未振,人有侮心”,因此必须推行法治,依法治国。他是这样表达的:“一切付之于大公,虚心鉴物,正己肃下。法所宜加,贵近不宥;才有可用,孤远不遗。务在强公室、杜私门、省议论、核名实,以尊主庇民,率作兴事。”
张居正的立身处事,充分显示了上述风格。他自诩为“非常磊落奇伟之士”,不愿意“徇匹夫之小节”,因为他有更大的抱负——“慨然以天下为己任”,所以他可以做到“嫌怨有所弗避,劳瘁有所弗辞”。为了依法治国,一定要做到“虚心鉴物,正己肃下”,目的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:“法之必行”“言之必效”“朝下令而夕奉行”。这种说一不二、令行禁止的风格,这种综核名实、信赏必罚的风格,体现着崇尚“霸道”(而非“王道”)的法家精神。
《万历传》
正因为如此,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气质,少有仁恕的精神,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,惯用严刑峻法,讲究权术与谋略,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,手法十分老练圆熟,可以置脸面于不顾,可以对言官的弹劾、舆论的非难熟视无睹。
所以在后人的眼中,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,既是一个改革家,也是一个政客。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,讳言其政客的一面,其实是大可不必的。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。改革家和政客,一身而二任,是他的两面,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,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。
《明神宗实录》对他的盖棺论定,就注意到他的两面,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:“成君德,抑近幸,严考成,综名实,清邮传,核地亩。”另一方面指出他的过失:“褊衷多忌,小器易盈,钳制言官,倚信佞幸。”这前面所说的十八个字,概括了他作为改革家的事功;后面所说的十六个字,正是他作为政客的本性使然。为了夺取内阁首辅的交椅,他可以不择手段,与太监头子冯保联手,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,进而对其施加政治迫害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,他可以为所欲为,甚至可以置伦理道德、社会舆论于不顾。他的悲剧,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!《大明王朝1566》剧照
著名的清官海瑞,并非张居正的“同党”,恰恰相反,他对张居正政见多所非议。但是,他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公正的,对他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——不仅自己身败名裂,而且连累家属,情状惨不忍睹——而感慨系之。海瑞总结其中的缘由,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:张居正“工于谋国,而拙于谋身”。所谓“工于谋国”,当然是指张居正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,力挽狂澜,成效显著。所谓“拙于谋身”,就意味深长多了,既是说他无所顾忌地推行改革,树敌过多,结怨甚深,没有处理好与同僚、下属的关系;更是说他得到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,在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,过于肆无忌惮,而不知收敛,忘乎所以地自诩:“我非相,乃摄也。”这在帝制时代是有“僭越”嫌疑的,也就是所谓“威权震主”。无怪乎《明实录》在为他“盖棺论定”时,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话:“威权震主,祸萌骖乘。何怪乎身死未几,而戮辱随之!”
“威权震主,祸萌骖乘”这八个字,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。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,在皇帝眼里不过是“臣子”而已,绝对不能“僭越”,使皇帝感受到震慑。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的政治家,居然对于这个关键有所疏忽,忘乎所以,难怪海瑞要说他“工于谋国,而拙于谋身”了。
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。
读者诸君欲知其详,请听笔者细细道来,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。
(上文节选自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引言,标题为编辑所拟)
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
樊树志 著
32开 平装
978-7-101-15731-4
48.00元
内容简介
张居正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。他在明朝万历年间领导的改革,雷厉风行,大刀阔斧,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废政局,功勋卓著,彪炳史册。这是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他的了解。他死后,皇帝翻脸不认人,说他“专权乱政”“谋国不忠”,甚至想对他“斫棺戮尸”。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,乘机落井下石。
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,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,竟然成了社稷罪人,这是为什么?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?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带您探索问题的答案。
作者简介樊树志,复旦大学教授。代表著作有:《明史十二讲》(2021)、《重写晚明史:王朝的末路》(2019)、《重写晚明史:内忧与外患》(2019)、《重写晚明史:新政与盛世》(2018)、《重写晚明史:朝廷与党争》(2018)、《晚明大变局》(2015)、《明代文人的命运》(2013)、《明史讲稿》(2012)、《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》(2007)、《国史十六讲》(2006)、《江南市镇:传统的变革》(2005)、《权与血:明帝国官场政治》(2004)、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(2003)、《国史概要》(1998)、《崇祯传》(1997)、《万历传》(1993,2020)、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(1990)、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(1988)等。其中,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获第十四届“中国图书奖”;《晚明大变局》入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新华网、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。

原标题:《八个字解开张居正悲剧的根源 | 樊树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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